中美贸易战对美国CPI的影响分析

一、中美贸易额与美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近况

        截至2021年8月，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履行所剩时间已不到半年，美国当前仍然对华关税执行2018年以来陆续实施的四个清单的关税加征，总计有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税率，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税率。虽然之前由于疫情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部分商品陆续实施过暂时性关税豁免政策，但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绝大部分商品的关税豁免期已过，仅剩下96项豁免商品，这些豁免商品上中国对美出口金额非常小，四个清单中的绝大部分商品仍面临高关税。

        两国贸易量方面，中美相互加征关税使得中国大部分加征关税产品的对美出口出现下降，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到岸金额，2020年全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约4354亿美元，其中约2206亿美元在高关税清单中，约占对美出口总额的51%，这里面约1424亿美元面临25%的关税税率，其余782亿美元面临7.5%的关税税率。

        总体来说，中美贸易战虽然已经不再是舆论关注的重点，但是对于两国贸易的实际影响仍然十分巨大。考虑到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数字巨大，可以预见的是当前美国物价持续上涨必然与中美关税的高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中美贸易战对美国通胀影响的传导路径、机制定性分析

        近期美国通胀核心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涨幅居高不下，连续几个月维持在超过5%的高位，这其中就有中美关税的因素。中美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路径，主要是增加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进而传导到CPI。但这一过程的传导路径和机制则比较复杂，其中有许多直接和间接、显性和隐性、近期和长期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直接因素

        最直接的因素是高额关税直接导致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价格上升，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在消费者个人支出PCE中占比达16%，在非居住类私人固定投资中占比达21%，所以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对CPI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都很大。

        直接成本增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本受影响。一是进口后直接销售的消费品，关税成本被转嫁。由于消费品进口关税增加，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口商会将成本转嫁到批发价格，零售商则可能将价格转嫁到消费者。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在美国的消费品中占比较大，这一机制的作用也更大。二是由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原材料进口关税增加，制造商可能会将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批发价格，零售商则可能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价格。三是资本品，即生产设备的成本增加。由于作为基础生产设备的机械、车床等资本品进口关税增加，也可能导致制造商将成本转嫁到最终产品批发价格，零售商则可能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价格。

2、间接因素

        间接因素指的是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后，市场结构调整带来的价格上涨。这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转移进口来源，导致成本直接变高。在中美互加关税后，进口商可能转移供货商到低税收国，虽然这些国家的进口成本优势肯定原本是不如中国进口的情况，但上升的成本会小于中美加征的关税，而这些成本的增加也很可能转嫁到消费者。二是转移制造产地丧失规模优势。由于中国的制造商在全球不仅具有成本优势，而且具有规模优势，在中国集中产地大批量生产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若转移制造商到其他地区，则很可能因为丧失了相关优势而增加成本。三是不可替代转移的进口品直接减少供应，推升价格。对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不具有可替代性的商品，美国进口商可能直接减少对相关中国商品的进口，而由于供给减少可能推高批发和零售价格。四是美国本地竞品供应商同时涨价。在中美互加关税之前，中国廉价产品对美国同类产品和可替代产品的价格优势，迫使美国同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维持价格竞争性。若美国进口企业因为关税转移制造商，则可能美国同业则可能因为竞争压力减轻，而提高价格。

        总结来说，美国因为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减少从中国进口和更换供应商可能同时失去中国商品在成本、规模、效率和竞争等方面对美国维持低价格的效应，导致进口商品成本和CPI上升。

        具体影响方面，目前有众多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已经承担了非常大比例的由于关税导致的通胀。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自从对中国增加关税到2021年初，美国的中国商品进口商已经多支出了820亿美元以上的关税。摩根大通估计这些关税每年给普通家庭增加的支出约为600美元；纽约联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则估计每户每年的成本超过800美元。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企业正承受着中美贸易战所提高的关税造成的大部分成本负担，具体来说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0％关税中90％以上的额外费用，这意味着美国进口商需为中国商品支付高出原价约18.5％的费用。穆迪在报告中称：如果关税继续保持不变，美国零售商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而导致将价格的涨幅加在美国的消费者身上。在多项具体的量化研究测算中，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增加将使CPI上升0.3％~0.7%左右，影响十分明显。

 

三、中美贸易战对美国通胀影响的未来趋势分析

        拜登上任后曾表示不同意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态度，但是他也不急于扭转前任的政策。拜登政府表示，对于采用关税来继续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持开放态度，这表明关税依然是美国的一个筹码。

        但是美国目前正处于通胀上升期。由于疫情中压抑的需求释放，加上供给瓶颈和雇员收入上升，某些商品供不应求使得商家的议价能力上升。若对中国的加增关税继续存在，美国进口商可能会更多将关税成本转嫁批发商，而批发商则可能更多将成本转嫁到消费价格上。

        IMF正在呼吁美国降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美国面对通胀压力，也有可能采取其他非关税手段替代关税。并且贸易是目前美国维持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唯一主要领域和不可能脱钩的领域，因此拜登政府有可能考虑至少是部分下调对中国的关税。这也助于缓解对消费者价格的压力。

        从动态和长期看，拜登政府正在推动其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一过程的进展将会漫长而且复杂，加上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中美贸易量尚未收到过于严重的影响。但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确实正在缓慢下降，其中以消费品居多。并且随着供应链重组和转移，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无论是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区或是返回美国，都可能推高产品成本，商家也都可能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工成本也确实在上升，其作为美国主要供应链的成本优势正在下降。美国转移供应商对CPI的机会成本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下降。并且美国若逐渐将供应商转移到成本和关税更低的地区，未来则有可能缓解中美贸易战导致的成本和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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